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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藏家:古根海姆家族是如何进入艺术领域的

Mar 07, 2017   David D'arcy

纽约。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近日新展“远见卓识者:缔造现代古根海姆”(Visionaries:Creating a Modern Guggenheim)回溯了古根海姆基金会(the Guggenheim Foundation)80年创建史。沿着必经的螺旋坡道,观众可以看到170余件来自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和威尼斯佩姬·古根海姆博物馆(the Peggy Guggenheim Collection)的永久藏品。

640▲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外景

展览标题中的“远见卓识者”指的是艺术家和收藏家。它或许揭示了这样一个悲哀的事实:我们熟悉创作艺术品的艺术家,甚过购买或捐赠艺术品的人。

展览以6位为古根海姆基金会奠定了收藏基础的藏家为主线,不但呈现了他们各异的收藏脉络和兴趣,还揭示了他们同所支持艺术家之间的亲密交往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因此本次展览将会为那些自以为熟悉博物馆藏品的人们带来不少惊喜。

640-1▲ “远见卓识者:缔造现代古根海姆”展览现场

古根海姆基金会的创始人所罗门·罗伯特·古根海姆(Solomon Robert Guggenheim,1861-1949年)无疑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位。他早年在采矿业中积累了财富,后在其艺术顾问、德国艺术家希拉·蕾贝(Hilla Rebay)的影响下,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转向对非写实绘画的收藏。蕾贝是一位拼贴艺术家、通神论者和辩论家,她在1910年代活跃于欧洲的前卫艺术圈,并最终成为非写实绘画的忠实拥趸。在1928年受到古根海姆的委托为其创作肖像画之时,她就将自己一直所欣赏和熟悉的非写实艺术家如鲁道夫·鲍尔(Rudolf Bauer)和康定斯基推介给古根海姆。

640-2▲ 希拉·蕾贝在康涅狄格州格林斯法姆斯的佛兰顿大楼她的工作室里,约1946年,图片来源:The Art Newspaper

鲍尔同样是一位抽象画家,他的作品特地从仓库中取出在本次展览中亮相。10年间,古根海姆担任了鲍尔的赞助人,但这更多的是出于蕾贝的游说而不是他的才华。

蕾贝的越界之举成为艺术圈八卦的话题,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前身——所罗门·古根海姆创立于1939年的非写实绘画博物馆(the Museum of Non-Objective Painting)更由她担任首任馆长和策展人。这位傲慢专横的女人很出名的一点就是让别人把画拿到她眼前,断然地给出极端的赞扬——“行”(Kosmik),或者尖刻的批评——“不行”(nicht kosmik)。得到“nicht kosmik”评价的作品不得不在历史中另觅去处。

0▲ 希拉·蕾贝《即兴创作》,1918年

所罗门·古根海姆大批量地购买艺术品,尤其蕾贝的作品,本次展览里也有包含。1949年,古根海姆被诊断出癌症。他重申了对她的支持,并且写道:“我的心愿是,基金会未经蕾贝小姐允许不得接受赠品或购置艺术品。而她去世之后,基金会不得增加除鲍尔先生作品以外的绘画收藏。”

这个心愿未能成真。当年古根海姆去世之后,他的家人另有打算。1952年,蕾贝辞去了博物馆馆长一职,但仍保留作为托管人的职权。

640-3▲ 鲁道夫·鲍尔《白色赋格曲》,1923-1927年

除去创作了这座博物馆最重要艺术品的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本次展览中最重要的艺术家当属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年)。他创作于1909至1936年间的11幅作品都呈现在展览上。《黑色线条》(Black Lines,1913年)描绘了一组挤在一起的球体,每一个色彩鲜明的球体都像是一气呵成的,其上还有一些黑色的水平线条。如果说这还谈不上“kosmik”,那么《若干个圈》(Several Circles ,1926年)应该够格了。它似乎是受行星轨道的启发,但其梦幻感足以将天体运动的直接意义抛到一边。

640-4▲ 瓦西里·康定斯基《若干个圈》,1926年

另一位抽象艺术先驱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展出了4件作品,其中2件创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画面2号/构图7号》(Tableau No 2/Composition No. VII,1913年)画的是汇聚在画布上的浅色矩形。康定斯基的《构图8号》(Composition 8,1914年)则描绘了交替出现的灰绿色与粉色形状。另外两幅分别创作于1929和1930年的作品反映了艺术家对色彩鲜明的方形的探索,也为后来的《百老汇爵士乐》(Broadway Boogie Woogie,1942-1943年,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借展)做了铺垫。

0-2▲ 彼埃·蒙德里安《画面2号/构图7号》,1913年

640-5▲ 瓦西里·康定斯基《构图8号》,1914年

蒙德里安在追求抽象艺术的道路上有很多同伴,他们冒险进入了表现及其对立面间的巨大灰色地带。参观者将会记住毕加索在1909年创作的立体主义作品《水瓶、水罐和果盆》(Carafe, Jug and Fruit Bowl)。他在西班牙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子里创作了这幅画,它与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一样表现出具象的优雅。伦纳德·兰黛(Leonard Lauder)之前将其收藏,后于2013年捐赠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640-6▲ 巴勃罗·毕加索《水瓶、水罐和果盆》,1909年

展览中还有更前卫的立体主义作品,例如毕加索的《瓶子和眼镜》(Bottles and Glasses,1911-1912年),1911年的《手风琴师》(Accordionist)以及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的《工作室里的裸体模特》(Nude Model in the Studio,1912-1913年)。同样出自1911年、具有颠覆性的色彩和奇想的弗兰茨·马尔克(Franz Marc)的《黄色奶牛》(Yellow Cow)似乎与坡道上方马克·夏卡尔(Marc Chagall)的作品共享同一处虚构空间。

640-8▲ 弗兰茨·马尔克《黄色奶牛》,1911年

在这些作品当中,参观者将发现(也许是重新发现)沙龙立体主义者阿尔伯特·格莱茨(Albert Gleizes)和试图将好莱坞抽象化的电影制片人奥斯卡·费辛格(Oskar Fischinger)的作品,以及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的一件低矮的青蛙样貌的黑色雕塑《咽喉被切开的女人》(Woman with Her Throat Cut,1932创作,1940年浇铸)。这似乎成为后来路易斯·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作品的参照蓝图。

640-9▲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咽喉被切开的女人》,1932年

坡道接着向上,佩姬·古根海姆博物馆收藏的3件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作品意味着展览的尾声,沿途还有两位艺术家值得关注。保罗·克利(Paul Klee)创作的《红气球》(Red Balloon,1922年)完全能用“Kosmik”形容,它更像是一场球形和方形间的游戏而不是研究。他的《走出线条的桥拱》(Arches of the Bridge Stepping Out of Line,1937年)在画布上赋予了建筑元素生命,提前50年预示了凯斯·哈林(Keith Haring)的那些有意思的作品。

640-10▲ 保罗·克利《红气球》,1922年

640-11▲ 亚历山大·考尔德《花瓣的弧形》,1941年

同克利一样,亚历山大·考德尔(Alexander Calder)偏离了“远见卓识者”的宣言和运动。他的动态雕塑《花瓣的弧形》(Arc of Petals)来自佩姬·古根海姆基金会(Peggy Guggenheim Foundation),创作于1941年,正是世界分崩离析的年代。这位倾心于欧洲艺术的美国工程师创作的优雅作品,称得上一曲关于自由和重生的微妙颂歌。古根海姆博物馆运用灯光精心地点缀了这件作品,让它那些叶片状的结构在展厅地板上形成的阴影跳了一段芭蕾。这,就是 kosmik。(撰文/ David D’arcy 译/盛夏)

他以光影为笔:百岁贝聿铭设计过的那些博物馆

华人建筑师贝聿铭长达六十载的职业生涯与二十世纪中到晚期的建筑史的多个关键时期紧密相连,也与社会、文化、地缘政治等现象互为关系。而最能体现他建筑设计中的“文化整合”及纯几何之美的,莫过于大型公共文化机构,其中他又尤其偏爱博物馆与美术馆。从法国到卡塔尔,途经中国和美国,在贝氏百年寿辰之际回顾这位“让光线来做设计”的建筑师过往知名的博物馆设计作品,我们或许能够体会到贝聿铭建筑设计中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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