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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年展不是一座孤岛

Jul 04, 2013   艺术新闻/中文版

7月4日 双年展不是一座孤岛

(在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展出的英国艺术家马克·奎恩(Marc Quinn)作品《呼吸》2012,图片由Marc Quinn Studio提供)

威尼斯。以国家馆为主题设置展览的威尼斯双年展已经发展到了第55届,本届双年展于6月1日开幕,将于11月24日结束。如今它已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化奇观,不仅能动员艺术家、策展人和画廊经营者乘船搭机而来,还吸引了许多赞助人、名流、政治家和《财富》杂志上声名显赫的富商。在成立118年之后,这项艺术界的奥斯卡与民族政治、全球经济和艺术金融构成的强大网络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这场盛宴,还能呈现一场真诚探讨当下文化与政治的展会吗?

创建于1895年,今日双年展组织结构的核心,袭承自第一届威尼斯城市国际艺术展;1907年出现了第一座国家展馆(比利时馆)。到20世纪50年代——与上世纪30年代和冷战时期的强权政治大致相呼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绿园城堡(Giardini)的展区布局已完全成型。在这个拿破仑建成的公共花园里,蜿蜒的小径与丘坡上散布着30个永久展馆。从那时起,威尼斯的国家馆数量开始持续增多。今年的双年展有88个国家参展,其中10个是首次亮相,包括安道尔、巴哈马和梵蒂冈。

在本届双年展上首次参展的国家安哥拉也爆冷获得了最佳国家馆金狮奖,最佳主题展艺术家金狮奖则由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获得。

分国设馆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威尼斯资金与号召力的重要支撑。(自从1968年停止收取10%的交易佣金后,众所周知且备受非议的是,威尼斯开始依靠付费参展的艺术家和出资亮相的外部赞助者。)全球其他150个双年展都回避了这样的组展框架——第27届圣保罗双年展策展人丽塞特·拉格纳多(Lisette Lagnado),将取消国别展览的模式作为其展会的特色,以此打击“主宰文化官僚体制的巨大地缘政治机器”——唯独在威尼斯,国家展馆的重要性有增无减。如今,它们造成的影响甚至是结构性地遮蔽了策展人的作者特色,而在国际展览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策展人。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双年展研究学者卡罗琳·A·琼斯(Caroline A. Jones)是相信威尼斯的分国设馆模式有其制度优势的批评家之一,在其新书《对世界图景的欲望:全球打造的艺术作品》中,琼斯还补充交代了最具代表性的双年展资助方:其中包括国家机构(如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法国文化部、英国文化协会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国际组织(如欧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非洲商业论坛Africalia)以及大企业(如咖啡商Illy、电信商Sonatel、妮维雅、家具制造商Tecno、保险公司Generali 、宝马、奥迪和日立公司)。这些组织构成了琼斯所说的“血管极其繁密的艺术世界”,显而易见,这种结构折射的正是过去大型博览会的框架——定期举行的盛大活动,很少真正展示不断涌现的文化差异与政治分歧。

当被问到双年展是否还能为当下的时代发声时,琼斯说:“我们都觉得自己凭直觉就能了解它,但我们所有人却还希望参观这个展会;这究竟是为什么。问题的答案就在分馆展览的结构本身——还有哪里能让你在同一场展览中,既了解埃及政府对当代艺术的看法,又看到西班牙馆中艺术家圣地亚哥·塞拉利昂(Santiago Sierra)令人惊愕的墙体隔离装置(《封闭空间的墙》,2003)?”

如果国家馆真的可以作为一个既提升又质疑国家身份的框架,那为何过去几年间,双年展很少回应像全球金融危机这样重大的国际现实议题?琼斯就此回答:“威尼斯讨论的政治一直都是多元的。例如,斯堪的纳维亚馆2003年的策展人犹特·麦塔·鲍尔(Ute Meta Bauer)曾在2001年展出流动的流产诊所。但威尼斯双年展并不是适合谈论金融危机,因为这个话题与全球市场的关系过于紧密。”

话虽如此,在本届双年展中,西班牙国家馆内满是建筑废墟,呈现的“荒凉景象”几乎是其国内萧条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写照。但兼容并蓄仍是双年展的核心特质,本次双年展中颇受欢迎的俄罗斯馆为参展的女性观众准备了雨伞来迎接金币雨,男游客则要跪地观看,艺术家扎哈罗夫带来的这个作品名为《金币雨》,作品的灵感原来是希腊神话,与现实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如果向耶鲁大学艺术学院院长、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罗伯特·斯托尔(Robert Storr)请教他对分国设馆的展览结构的看法,他会表示,它并没有阻碍探讨实质性政治问题。恰恰相反,斯托尔说,“国家展馆没有起结构性抑制作用,它们反而在结构上激励了政治讨论。已经有无数实例,国家馆变成了艺术家表达国家化或反国家化情绪的平台。比如汉斯·哈克(Hans Haacke)1993年的装置作品,他把德国馆的地板砸成了碎片。在我的经验中,已经不存在阻碍或忌讳通过各种形式讨论政治问题的因素了。”

这次双年展中,对于国家身份的最强回应是法国与德国互换了其展馆,这既可以看作是两国的合作,也可以看作是对按国家设馆的展览方式的解构——尤其是置换后的德国馆呈现的还是中国艺术家的个人展。

当被问到如何评价最近几届威尼斯策展人的去政治化路径时,2009年继斯托尔之后出任威尼斯总策展人的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称:“三四十岁的策展人已经疏离了政治。许多人认为,那是属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策展人的事儿。比如马西米利亚诺·焦尼(Gioni Massimiliano,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就不是一个很政治化的策展人。”

伦敦蛇形画廊联合总监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也非常关注双年展及其策展人特质的变化。他认为,威尼斯庞大的规模是导致其凝滞的潜在原因。他说,“在我的学生时代,拉尔德·塞曼(Harald Szeemann)的‘大博览’或大展会,是当时的策展范式——由一个核心概念统摄的、大型主题展或地域展。到20世纪90年代,双年展在世界各地开始涌现。整体影响是产生了更大的话语、参会规模和多元理念,而相应的风险则是这种展览形式潜在的同质化倾向。”

策展人乔·林-希尔(Joe Lin-Hill)
对过去30年双年展的发展做了广泛研究,他对威尼斯可能支持的政治类型有更细致的认识。“粗略来说,”林-希尔表示,“全球有两种双年展模式:产生自大博览会框架的威尼斯双年展,和1984年开创的、展威尼斯所不展的哈瓦那双年展。哈瓦那及许多继它之后产生的双年展,其设计初衷不仅是要抵制国家展馆,更希望在全球艺术语境中表达区域的身份。”

但显然,“大博览会”模式对于希望积极参与国际艺术舞台的中国还是颇具吸引力的,在文化部主导下的中国主题馆此次除派出了以王春辰策展的多人参展阵容之外,中国还有多个平行展在双年展期间出现,其中王林策划的“未曾呈现的声音”更有156位(组)艺术家参与。

“在威尼斯,和民族主义有关的讨论会妨碍对其他跨国群体的讨论。”在林-希尔看来。

当代艺术界到底是如林-希尔所说,“与真实的世界归根结底是脱节的”还是与现实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难解的。

无论如何,双年展引以为荣的兼容并蓄和世界主义的价值观仍然是它吸引全球不同观众的核心所在。 撰文/Christian Viveros-Fauné 译/朱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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